王宁先生:章太炎与国学的现代化

“国学”这个名词已为学界和大众熟知,但国学是什么?这个延续数千年内涵几经变更的历史名词是否还适合当代?历史上哪一个“国学”是当代国学的起点和基础?


章太炎与国学的现代化

文/王 宁

 

“国学”已经是当代社会不胫而走的名词,但是这个名词在社会上常被误用。有人把读经称为国学,有人把文言文本通称国学,有人把社会上模仿古代祭祀的礼仪仪式称为国学,就连背诵《弟子规》、《二十四孝》,也被有些人称为国学。林林总总,国学呈现出一种乱象,怪不得有些真正懂得国学的人主张放弃“国学”这个概念。但是,国学问题涉及到文化和思想的传承问题,涉及到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延续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其实,“国学”概念从产生到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古代国学不论是作为教育制度的名称,还是作为教育内容的名称,都与帝王宫廷有关,这些定义是今天不能直接沿用的。19-20世纪之交,“国学”与“盲目西化”对立,成为一种学术主张,并且具有了明确的现代意识和古为今用的品质。这才是现代国学的基础。所以,国学现代化的首创人物章太炎的学术理念和特点,是十分值得总结的。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中,与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学尚需进一步推进。必须克服滥用“国学”复古的偏颇,和“遗产无优劣论”的片面性,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发展国学,让国学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新文化的征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国学”这个名词已为学界和大众熟知,但国学是什么?这个延续数千年内涵几经变更的历史名词是否还适合当代?如果国学在当代还有发展的意义,历史上哪一个“国学”是当代国学的起点和基础?这些问题需要在辨清历史背景、梳理“国学”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给予回答。




一、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国学”

《礼记·王制》[1]在阐释上古教育制度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商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此四代之国学。”《周礼·春官·大司乐》在说明乐师的职能时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在这两处典籍的记载里,我们看到了“国学”这个名称,也看到了“国老”“国子”与“国学”的联系。可以确定的是,西周以前,“国学”指的是古代教育的一种制度:国老与庶老是两个等级,国子与庶子是两个等级,他们相对应于宗法社会的大宗与小宗。国学,应当是宫廷的最高学府,是对乡学而言的。


根据《尚书》,上古的教育之官是司徒。《周书》的《洪范》中,记载了尧舜时代治理国家方方面面的“九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其中的“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概括了有关生活管理的八种事宜,第五“司徒”,就是掌管古代教育的官。上古的学校有不同的名称,夏代叫作“校”,殷代叫作“序”,周代叫作“庠”。其中“序”的本义是“墙壁”的意思,引申出“次序”之义。“庠”又叫作“成均”,“序”又叫作“瞽宗”——古代教授音乐的老师,很多是由盲人担任的。总之,“庠序”是国学与乡学的通称,虽有等级的差别,却都属于上层文化。尧舜时代不是信史的时代,但在后代诸多记载中,有很多传说性的记载,也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在后代的效法和延续。《孟子·梁惠王》在提到理想的社会时,明确提出了教育的重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而在《孟子·滕文公》中,进一步明确了他“法先王”的思想来源:他说:舜在洪水平定之后,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圣人开始关注教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敎,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的生存、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教育,那就和禽兽没什么区别。因此,要让司徒来教化民众。这些记载,都证实了三代教育的古法。


周代进入了宗法制,用血统维系统治,教育制度更趋严密,“国学”是指宫廷中的最高学府,“乡学”则是建立在乡、党这一层次的学校。“国学”是养“国老”的,国老是当时最有学问、并且具有一定的资历的长者,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帝师”。他们负责教导国子,并给天子、诸侯执政作参谋。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所说的“掌国学之政”的乐师,地位是很高的。古代的乐舞不仅是一种艺术欣赏,重要的职能是和礼仪相配,配合“行礼如仪”的动作来调整情绪、协调节奏。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学中,对贵族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其中,“书、数”是语文、数算,这是“小学”的课程,“射”是射箭,“御”是赶车,二者是当时战争的必备技能,而“礼乐”则是古代高级的人文教育——古代的国子必须能文能武,既要懂得文化礼仪、治国方略,也要受到射、御训练,掌握作战技能。这就是周代的宫廷教育机构的“国学”的内涵。


 

二、等同于“经学”的“国学”

中国古代社会几经变革,以血统论“大宗”“小宗”严格的宗法制度难以全面维持,严格的“国学”教育制度也就无法长期存在,作为文化垄断势力的国学不断受到私学的冲击,但宫廷教育仍然是文化教育的主流。只是,学习的内容也逐渐有所改变。


秦代烧灭经书,涤除旧典,黄老之术盛行。汉代经过文景之治,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汉书·武帝纪》[2]载:“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天子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后武帝立学校之官,皆仲舒发之。”汉武帝元朔5年(前124年),建太学,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汉昭帝时根据诸经分别设立博士,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加一倍。汉元帝好儒,只要通一经即可,设员千人。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有人说:“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孔子一介布衣尚有弟子三千,大汉王朝的太学居然连三千人都不到!一激之下,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一年多以后才减回一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每年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太学学习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立博士的目的是强化经学的地位,使经书成为宫廷教育法定的主要教材。“经”是古代宫廷用以教育国子的基本典籍,也是体现正统思想文化的官方课本。汉代有今、古文经之别,今文经是用西汉初期隶书书写的经典,强调义理以服务当代的统治,古文经是发掘出的周代旧籍,修孔子宅发现的壁中之书,用战国文字书写的经典。古文经因此强调以“小学”(语言文字)通经典,旨在恢复经典的历史面貌。今文经或古文经学中某家之说被立为博士,就有了官学的地位,进入太学,也就是国学了。这里仅举《隋书·艺文志》中记载的《诗经》《周易》《尚书》的经学历史为例:就《诗经》而言,“前汉鲁、齐、韩三家《诗》列于学官,平帝世《毛诗》始立。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就《周易》而言,《隋志》载郑玄《周易》注九卷,又称“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就《尚书》而言,“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孔氏传古文,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自董仲舒以来,儒家经典除了在历史文化和道德修身的作用外,在政治上起到维护“大一统”的作用,多为皇权所推崇。由此可见,汉代“国学”和“经学”有一种混同的趋向,“国学”不再是机构的名称,而是称谓“五经”以及某种经学流派的名称。



三、超越经学的“国学”

中国历史上政治出现分裂的时代,文化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往往出现转型或部分转型的状况。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期。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分裂的局面。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佛教的传入和影响的深广对正统文化的冲击很大,政治大一统的破坏使统一的宫廷教育的单一体系不复存在。南朝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建立“四学”。《资治通鉴》记载:“帝(南朝宋高祖刘裕)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学。”[3]这里的儒学相当于经学,玄学是以老庄为主的哲学和一部分文学,再加上当时独立提出的史学,“四学”扩大了国学内容的范围。这种内容的扩展与宫廷主流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司马光在这段记载后评论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这段话正代表维护正统的思想潮流。不过,尽管正统的史家只承认经和史,但后世文章的范围扩大,文体不拘一格,文人文化兴起后,国学的研习内容局限于宫廷的狭小范围已经无法维持,经、史、子、集四分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


南北朝的学术纷乱状况,至隋代到唐初,没有多大的改观。科举的考试内容有很大的调整。唐代国家以经学、法律、音律取士,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学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当时《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唐代的读书人学习经典有不同的层次,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唐文宗太和七年开刻的开成石经,已经有12经:易、诗、书、三传、三礼之外,《论语》《孝经》《尔雅》都在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当时“学书日纸一幅,闲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国语》不但属于历史,而且有列国通史的地位,语言也强调规范,显然在史学之外,还有语言教育的目的。《尔雅》《说文》《字林》《三苍》都是字书,但他们不是一般的工具书,而是通经史的语言文字类专书。



由于唐初儒学内部仍是宗派林立,加之战乱四起,儒家经典多有散佚。盛唐为了统一政治的需要,思想文化的建设需要整肃,首先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为了治理汉末以来经学的混乱,唐太宗下令召集以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为首的著名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下诏说:“卿皆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编成后,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永徽二年(651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又经马嘉运校定,又经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流传全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这就是唐代兴起的经书二度注释。“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这部官修的《五经正义》,使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小学”通经学的传统得以传承。


宋代书院制兴起,国学的范围也随之更加扩大。当时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金川书院、崇儒书院、仁文书院等,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授徒讲学。今天香港很多学校中的高级研究院也称为“书院”,这一名称正由此而来。“国学”这一概念由一种教育制度的名称,逐渐转变为教育内容的名称,唐代以前,其内容仍限于宫廷的上层范围。宋代开放了书院教育,“国学”的范围才走出宫廷,有了更为扩大的空间,内容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清代乾嘉学者,延续了古文经学和唐代经学的观念,以“小学”为研究主线,从汉字字理入手来解读典籍。乾嘉之学以顾炎武为开端,相承的吴、皖两派又以皖派传承为烈。戴震师承江永,戴学的传人中又以段玉裁、王念孙成就最高,而俞樾与孙诒让直接继承王引之。章太炎师事俞樾七年,又直接问学于孙诒让,从学术渊源上确立了他乾嘉学派殿军的地位。乾嘉之学重在贯通小学、经学、史学,从语言文字出发解读经典,进而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学术界特别是60年代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对于乾嘉之学主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往往认为他们是躲避清代的文字狱,只知道爬梳古籍,没有思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很多学者都曾指出,乾嘉之学是在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的时期整理古代典籍的必然发展中产生的。传承历史文化是一种使命,从顾炎武到戴震,他们都有一种振兴民族、唤起民心、注重国事的情怀。到了道咸时代,小学才开始衰微,史学的考据也流为琐屑。


总结魏晋至清代的国学,在体制上已经超越了宫廷教育的制度,在内容上已经超越了经学的范围。它几乎是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的总括,而国学知识的范围,不妨以《四库全书》所涵盖的经、史、子、集来概括。



四、反对“盲目西化”的国学

晚清时代,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18世纪至19世纪,世界的欧洲革命风起云涌。1848年,奥地利、波兰、普鲁士等国,相继发生革命,法国1848年革命之后,1871年成立了巴黎公社。在列强纷争、弱国图强的大形势下,中国正值清廷道咸年间,政治腐败,军事衰弱,文化封闭。受到世界革命大潮的冲击,为列强军事干涉所威胁,意欲图强。但清廷改良派采用的“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和“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以及“师夷制夷”、“变器不变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的种种主张,不但没有解救国家危机,反而饮鸩止渴,给列强的文化侵略制造了可乘之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英华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词典陆续出版。为翻译而编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中西名目字汇,也相继发行。1915年开始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革新的思想,都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有较好的推动作用,在社会改造方面,几千年皇权下生存带来的陈规陋习和不良心态也收到了一定的冲击。这些复杂的因素,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时潮参杂着多种正、负面的因素,情况十分纷乱。在积极追求文化教育普及、促进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同时,中国人迷信西方、盲目西化、丧失文化自信、忽略自己历史和对传统全盘否定的倾向,在那个时代,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针对改良主义和盲目西化的思潮,一批熟知国学、传统文化根柢深厚的革命党人,提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主张。1905年“国学保存会”成立,《国粹学报》[4]《政艺通报》[5]等先后创刊,有选择地保存国故的主张有了宣传的阵地,形成讨论的热点,持有这种主张并将其纳入民主革命文化建设的学者被称为“国粹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章太炎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


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合影


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程中,如何将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这两者摆对位置,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这个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被称为国粹派的一种思潮就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产生。


被后来人称为“国粹派”的群体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他们中确有一些人站在以旧学反对新学的立场上,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反对西化的同时,却推崇腐朽的封建思想,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妨碍了现代新文化的建设。但是,国粹派的主流,提出了国粹保存主义的明确主张,是坚决批判盲目迷信西方,妄自菲薄,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的错误思想的。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只有恢复民族自信,继承传统,依照适合中国特色的原则吸取西方的优点,才能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


这里以黄节《国粹保存主义》[6]一文的主要观点为例,来说明这些民主革命的先锋人士的主流思想。黄节把“国粹”定义为“国家特别之精神”,他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肚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弊,为人类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留良,国粹保存之义也。”[7]这段话明确了“国粹”绝对不是所有的中国个别事物之合,而是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思想精神。这段话还说明了,“国粹”是发展、进化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精华。这说明,保存国粹不是复古。在这篇文章里,黄节又说:“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为国粹也。”这段话更说明,我们要保存的“国粹”,是以是否适应本国为标准,其中也包括借鉴外国而被我们吸收了的文化,保存国粹反对的是迷信西方,盲目崇拜西方,而不是拒绝先进,泥古排外。国粹派的主流人物,多数是站在推翻帝制、救亡图存前沿的民主革命家。他们提出“国学、君学对立论”,批判君学;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反对的是放弃中国特色,以“西化”为“现代化”的偏颇,在他们的宣言和行为中,革命与进步的动机荦然可见。


这时的国学,与古代国学不论在目的和内容上,都有了本质的区别,始于现代化建设的方针紧密相连的。


“国学保存会”规定《国粹学报》为其机关刊物


   五、走向现代的章太炎国学  

就20世纪初的国学而言,章太炎是主流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又是高于国粹派的现代国学家。前面说过,在学术渊源上,章太炎是乾嘉国学的殿军,他的学术积淀着传统国学广博的知识,有着清代小学与经学丰厚的修养和积累。而在世界观和时代精神上,章太炎又是坚决反帝反封的战士,他的国学充溢着新文化建设的理想,与宗法制度下的国学、统治者的国学、中体西用的国学、泥古后退的国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章太炎的国学已经走向了现代。我们把他的国学的特点总结为六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文化自信。他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8]语言和历史是有棱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论是交流还是研究,不同语言具体的差异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远是更为重要的。章太炎说:“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不可以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9]中国和西方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有区别的,就像不同的食物,味道很难相同。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10]爱国爱种的心,要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章太炎格外强调,“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尊心,把它看做振兴民族的前提。


第二,彻底反对封建糟粕的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核心精神的传承,而不是历史生活方式的盲目复古。章太炎赞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不主张把经看做“修身”的书,主张读书要“识得大体”,“得其精神”,不被前人的流派所限制。就是要把宗法社会、封建社会陈腐的“思想教科书”的经,变为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借鉴的历史。他既反对怀疑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没有分辨力的食古不化。他把道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伦理”,他说:“是不变的”;另一部分是“社会道德”,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的。以孝道为例,对于父母的爱与关怀,当然是要继承的,这是普通伦理。但古代宗法社会的“孝道”,与世袭、独裁、等级相关的具体行为标准,是无法继承的。压制和束缚人的自由民主精神、扼杀人的创造精神的糟粕,也必须进行理性的反思。诸如二十四孝、《弟子规》等,也就没有必要全盘接受。章太炎反对独裁,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对于人性的压抑。他说:“我们既不可以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以今论古。”他的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决定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是非、优劣是有所分辨的。


第三,面向未来和社会深谋远虑的致用观。章太炎面对社会问题每每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举例来说,首先看他在汉字问题上的态度。1908年,吴稚晖在《新世纪》杂志[11]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文中说:“象形字为末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这里的象形字,就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合音字就是诸如英语等表音文字。章太炎发表万言长文明确指出:“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12]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行,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同时,在追求教育普及的实践中,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对汉字改革问题,他眼光远大,思虑周全,明确指出,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面对汉字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我们不能不钦佩章太炎在作为文化基石的汉字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章太炎先生译书


第四,保持理性、探究本原的科学精神。章太炎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说:“三十以后有著书之意……亡命东瀛,行箧惟《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二书。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说文》,久之,觉段、桂、王、朱见俱未谛。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又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秩然。”他说:“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自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音,转成一语,转造诣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13]章太炎在发展《说文》学的过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文人繁琐的考据,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学精神,把中国语言文字学引向理论的探讨。他继承“小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善于从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中归纳条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条例,贯其会通,要其义理,探其根本。这是他的语言文字学能够较好地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重要原因。他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是一种求本溯源的研究。章黄《说文》学教学采用系联的方法,看到《说文》内在的形音义网络,隐含着系统论的原则。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治经”的六条原则:“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五也;汰华词,六也”。[14]太炎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平易的、客观的、朴实的。他用“始则由俗转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语来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也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同时,为了反对急功尽利的庸俗致用观,章太炎对“经世致用”作出了辨证的解释:“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5]章太炎去除了“经世致用”中功利化和实用主义的弊端,用辩证的思想处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且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


第五,以宏扬国学、振兴民族精神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章太炎在狱中自负地写道:“上天以国粹付余,自麟之初生,迄今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16]他认为自己是肩负着传承国学的责任的,要把我们的文字、语言、典籍、思想、历史传承不息。如果中国学术的研究能够坚守这种精神,就不会盲目地崇洋媚外,而是能够实现文化的自信!章太炎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沧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17]《文始》采用语音系联探求汉语词源,《新方言》在语音分化中寻求早期状态,《小学答问》在用字的纷乱中探讨本字。这一切都为了祖述华夏文化的根源。语言文字的根源,就是传统文化的根源。章太炎语言文字研究中的文化自信,是很有深意的!


第六,博览群书,将中国文化溶于血液中的博学与智慧。章太炎是一个深刻而智慧的人,他博览群书,经史烂熟于心,借鉴历史而观察当代,穷究根源而看透世态。他同时熟悉世界文化顶峰时期的西方文化,从这个立足点上出发,不断加深对哲学、佛学、经学、史学、医学等中国固有的学问全面认识。20世纪初期时潮使一批盲从的人文科学放弃了传统,被全盘西化所冲击。章太炎却始终清醒、果断,从不动摇,坚守着以古鉴今和洋为中用的立场,有许多月新时代的创新。


章太炎先生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章太炎国学从国粹派起步而超越了国粹派走向现代,其内容和精神,都应当是现代国学发展的起点。


“国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内涵早已经多次变异。古代国学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继承,但就总体名称的内涵而言,不论是作为教育制度的名称,还是作为教育内容的名称,都与帝王宫廷有关,这些定义是今天不能直接沿用的。19-20世纪之交,“国学”与“盲目西化”对立,成为一种学术主张,并且带有了现代理念,这才是现代国学的基础。21世纪与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又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中,国学尚需进一步推进。章太炎国学明确的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的品质,对今天国学的发展是有诸多启示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在古今、中西文化又一次激烈碰撞,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当代文化建设,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建立在自己的语言文字和自己历史基础上的“国学”,必须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18]的方向发展。当前提倡“国学”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克服——把“国学”再次拉向古代,宣扬封建,以古非今的复古倾向,认为“遗产无优劣”、“传统不分好坏”而不加抉择的做法,以及把国学当做商业化“标签”肆意歪曲等乱象,都需要警惕和克服。在国学进一步走向现代的今天,让国学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众文化素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时,重温章太炎国学的现代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注释:

[1]本文所引十三经白文和注释,没有特别加注的,都采用艺文印书馆印行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2]本文所引二十四史白文,没有特别加注的,均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3]《资治通鉴》123卷宋纪五《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868页。

[4]《国粹学报》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于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发行。编辑所设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的惠福里,由邓实任总纂,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章太炎、田北湖、王闿运、廖平、郑孝胥、王国维等人。共出版16期。

[5]《政艺通报》,晚清的维新刊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十五日创刊,每期出版上下篇。上篇专谈政治、政书通缉、内政通记、外政通记、内外政要电及政艺文钞等。下篇实际上介绍铁路、开矿、农工等实业,并有艺学文编、艺书通缉、艺事通记、丛钞等。仅有少量评说,其余是文件汇编。该报共出版6年零2个月,共146期。初创为半月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改出月刊,只出了两期即行停刊。

[6]黄节(1873-1935),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别署晦翁、佩文、黄史氏、蒹葭楼主等,广东顺德甘竹右滩人。因鄙夷同宗黄士俊的变节行为,易名“节”,取号“甘竹滩洗石人”。黄节为我国进步报业的开创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擅长诗文和书法,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号称“岭南近代四大家”。著有《蒹葭楼诗》、《汉魏乐府风笺》、《诗旨纂辞》等。《国粹保存主义》发表在《政艺通报》光绪28年(1902年)12月30日,第22期。

[7]转引自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上册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同。

[8]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

[9]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7页。

[10]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载章太炎着,章念驰主编:《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页。

[11]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1902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曾参与《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早年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

[12]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1页。

[13]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

[14]章太炎:《说林下》,载《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第118页。

[15]章太炎:《与王鹤鸣书》,载《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16]章太炎:《癸卯狱中自记》,载《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第145页。

[17]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第7页。

[18]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原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学术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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