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家风的根本,在于“积德累善”


家教内蕴深厚与否,由“传教者”思想洞察力决定。


左宗棠一生以军事著称后世,原因在他善于制定战略。


左宗棠的战略水平之所以高人一筹,在于他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人不同:一地的事情,他习惯放进全局中去分析;一时的事情,他习惯放进历史中去考察。事情有了历史纵深感,也就了然于胸。


左宗棠将这种思维方法用于分析自身,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



他的根据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将左氏放进全球里去看,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谁?湘阴左氏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


左宗棠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


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从小人格不健全,社会上的人敬而远之,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这样两类家族,置身同一个时代竞争,差别显而易见: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分析家族的思想,来自《易经》。《易经》若用术语表达,抽象艰涩、内容复杂,普通读者很难看懂。但它的核心价值观一经说出,谁都能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一部《易经》,核心在说“因果”。“因果”本来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佛教将“因果报应”分三种:现报、生报、速报。报应的具体表现为“六道轮回”,人在“天道、人间道、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轮回降生。


佛教的“因果”有能自圆其说的逻辑,但带给人最大的困惑是,只能相信,无法证明。《易经》与佛教在“因果”上的差别是什么?《易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可以看得见、找得到的证据。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耐心总结自己家族百年历史,都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因果逻辑链。


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考量家族,纵向分析,横向比较,左宗棠想清楚了人生的根本问题: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作为家族一代人中的一个,崛起靠自己努力,但主要依赖祖宗积德累善。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努力”,前四者都由祖宗给定,个人努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将自己放进家族中看,若干年后也会成为祖宗。个人努力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后代。要想给到后人最好的遗产,唯一能做的就是积德累善。



想清楚了这些,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财富简直是家族的慢性毒药。


左宗棠选择散财,这与其说是无私奉献,不如说是运用新“义利观”权衡后作出的一种精明计算。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


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苦口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左宗棠这种“积德累善”观念,也是受家风熏陶与影响产生。



湘阴左氏始祖叫左志远,南宋时从江西迁到湖南,世居湘阴东乡左家段。


左志远有个儿子叫左汤盘,读书了得,考取过宋朝嘉定年间的进士,在浙江省做过采访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


明朝万历年间,家族又出了个显赫的人物,九世祖左天眷。左天眷做过唐县知县,后升做辽东监军道,直接对总督负责。左天眷因工作成绩突出,后被提拔做辽东经略(相当于巡按)熊廷弼的军事参谋长。


这一代中,左天眷堂弟左任庵也是个出色的读书人,他最醒目的特点,就是骡子脾气,倔强清高。赶上张献忠杀进长沙府,左任庵被威逼出山做官。为捍卫士人气节,他严词拒绝,被张献忠当场杀害。此后,湘阴左家沉默于乡间,再无闻人。


进入清朝起,湘阴左家以读书耕田为本,也没人出山做过官。


左宗棠曾祖父左逢圣读书为生,是邑痒生,县城秀才,舌耕养家。左逢圣一生有两大特点,一孝顺,二慈善。族谱上记下他一则故事:一次,他在外教书,碰上爷爷病重,饮食起居完全不能自理,左逢圣将爷爷弄坏的脏衣服用盆子端到河边洗,边洗边想起爷爷,不禁痛哭流涕。



他教书虽然没挣多少钱,小日子过得紧巴,但心慈人善,在本县人口流动频繁的高华岭设立一处茶室,自己买茶烧水,免费供往来行人解渴。 1752年(乾隆十七年),湘阴发生大水灾,民众颗粒无收,左逢圣找有钱的富户合伙,在湘阴袁家铺开了一个粥厂,免费救济灾民。为了办成这桩义举,他不惜将唯一的一件上好的衣服卖给了典当行。


左宗棠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一等秀才。虽然舌耕为生,家境不宽,但继承了左逢圣的慈善家风,曾仿照社仓法,在县城修建“族仓”,以应对灾荒年月。左宗棠记忆里,祖父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平时在家里闲居也一脸严肃,为了帮助邻里乡亲和睦,救济村里那些贫困到难以自养的人,总是不遗余力。


“先生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余于是而又知其世德相济,积累深厚。”


父亲左观澜留给左宗棠最深的记忆,是个穷困的好人。左观澜为人勤恳,爱好慈善,但国家整体衰落,经济日益萧条,而养大6个子女,花光了他所有积蓄,歉收年份,家里要等着钱买米下锅。但历代积德与逆境磨砺,最明显的好处是让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特别发奋, 1832年双双考中举人,成为家族史上两百年未有的荣耀。毕竟,到父亲一代,湘阴左家已历7代秀才。



700多年家风传承,左宗棠继承得最好的是孝顺与慈善。


受家风熏染,左宗棠的慈善义举,在21岁那年便表现醒目。四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记载,左宗棠第一次进京会试缺钱,新婚妻子周诒端将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卖了100多两银子送他做路费,临行前夕,左宗棠的大姑妈朱老夫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找上门来求救,左宗棠一感动,一手相送。如不是亲戚朋友再次凑齐这笔钱,第一次会试就泡了汤。


左宗棠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慈善活动,发生在1848年。当时湘阴遭遇洪灾,全城被淹,举乡逃难。左宗棠发起义务捐赠倡议,募集了5000多两白银,办成粥厂义务救灾。这次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只剩环睹萧然的四墙。


做上浙江巡抚,左宗棠年收入在4万两白银左右。随着官越做越大,品级越来越高,“陋规”外快也多得惊人,仅陕甘茶马使一职,为他累积了38万两白银。


面对祖辈700年未有的巨额财富,左宗棠不但没有欢喜,反而充满了警惕与忧患。钱多在社会好办事,但对家族并不见得是好事,他的办法,是大笔捐款。


为什么要大把捐钱?除了前面的“心安”、独特的“名利观”,还缘于他读《易经》,悟出人类社会有个平衡法则。人在一个地方得到,老天必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失去,以实现总体平衡。这种因果,有时是当代出现,有时会隔代循环。



凭《易经》参透了人世“阴阳平衡、好坏转化”规律的左宗棠说:“富贵怕见开花”。因为花开之后便是花谢。又说:“暴得大名不祥”。因为骤然发迹者易骤崩。没有积淀的富贵,瞬间改变家人固有的发展轨迹,打破了家族成长的规律,拔苗助长,像鸡笼里冒出黑孔雀,不是好事,反预示大灾。要想不财多累孙,发达后多做慈善,主动放弃钱财。


《易经》里有句话:“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一方面自强不息,一方面对处境心存警惕,有一种忧患意识,才有望免除荣耀带来的灾祸。左宗棠将这句话刻在心头,对照自家检点反省。他劝孝威不要考进士,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知道儿子天资只有中等,所以17岁就中举,很可能是湖南主考官冲着自己面子给的。


左宗棠对此颇不以为然,儿子没有高水平,靠关系占了寒门子弟指标,堵死他们的上升通道,一方面自己于心不安,同时为儿子才不及位担忧。人是高是下,得靠真本事,这样才能免得长忧。这看似在对社会负责,其实首先在对后代负责。


8个子女中,长女左孝瑜能干又孝顺,最像左宗棠。嫁给陶桄后,闲居安化小淹,日子悠然清淡。她看不得丈夫清寂,一天到晚吹枕边风,劝得陶桄捐了个道台。用今天话说,花钱买了个市委书记。左宗棠知道后,气恼不已。但朝廷准许买官,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开始考虑长远,怎么刹住后人这股刚冒出来的“求官风”?他拿孝瑜作反面教材,写信告诫儿子们说:你大姐这个人啊,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一心怂恿少云去当官。当官真有她想的那么好?我看不见得。她是不知道当官的难处与苦恼,你等着看吧,她将来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意识到家大族大,族内缺少灵魂,自己辛苦打下基业,不出百年将走向毁灭,左宗棠开始焦虑:是时候得好好想清楚,自己辛苦大半辈子,到底为了什么?


国家的事,已经问心无愧。家人呢?不理想。哪有人能平定天下却治不好家的道理!


但治家似乎不见得比平天下容易。眼下,后人各想各路,有衰落迹象。自己死后,到底还能给儿孙们留下什么,给百年后的左家留下什么?


顺着这点往下想,左宗棠彻夜难眠。以前,他只为四个儿子成长困境失眠。


担忧的很大原因是,最近20多年里,他已见过太多富贵之家一夜衰败的事情。远的不说,湘潭岳父周衡,本是以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级别退休,当年何等荣耀。现在两个外甥纨绔得厉害,书没读好,事不会做,又抽鸦片,数万两银子,能经得起数十口人几年折腾?


如今要靠从自己这里谋点差事,混点银子,勉强度日。亲家陶澍呢?位居两江,官拜宰相,名动中国,不谓不显。但死后骤然萧条,虽留下几万两银子,但安化小淹陶家为争菲薄的遗产,已经闹得四分五裂,各类募捐也时常找上门来,东敲一块,西敲一笔,曾国藩办湘勇时还绑架逼捐,陶桄如今只能靠爵田收租维系家庭正常运转。


曾国藩呢?拜相封侯,号令天下,名震朝野,不谓不重。但他一生清廉,工资全用于国事,死后只余下区区1万多两银子,又几乎全部用来办丧事,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又非常重情,吊丧者所赠礼金多数返还。曾国藩一生没留下一分钱遗产,好在纪泽、纪鸿争气,能独当一面,但曾氏子女众多,如今有些还要靠自己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看来,高官无论贪婪还是清廉,富贵还是安贫,都很难走出“富贵陷阱”。


左宗棠是个心思很重的人,这个“富贵陷阱”切实将他难住了。想了数个夜晚,比较了各种可能性,在脑海里预演、推断了家族的各种结局,左宗棠终于想明白了。他提起笔,给子侄写下一联,要求刻在湘阴左氏公祠门上,作为族训:“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



翻译成白话,要成为显门旺族,靠祖辈历代多做善事;要出好儿孙,靠鼓励种地读书。两者都做好了,家族才能百年兴旺,屹立不垮。


今天仔细分析这看似普通寻常的16个字,可以看出是左宗棠对家族苦心孤诣斟酌后确定的一个巧妙设计。


为什么不定位于“仕读传家”?入仕是读书人本分,也是主业,能够实现固然很好,但国家官位有限,后代有才干且性格适合做官的人不会多,尤其做官的机会与平台,百不一遇,终归不能定为家族主业。家族要兴旺,扎根于“耕读”。也就是做乡绅,民间读书人。


民间读书人家庭,介于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地位、声望、财富,高过普通民众,又低于管理者。这种身份像脚跨朝廷门槛,进可做官,退可做民,即使不进不退,仍可以做社会中等阶层,符合中庸之道。子孙后代不管才人辈出还是平庸守常,乱世无倾覆之祸,治世无衰退之忧,家族都是“不倒翁”。


按照自己的定位设计,家族固然可以求进保不退,但怎么保证自己死后族训不改?人死不能说话,核心靠家风熏染。家风胜于家教、家规、家法,在于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家风说一千道一万,核心是“积德累善”!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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