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贞观之治”,也只是饿不死罢了 | 短史记

问:“康乾盛世”不能算盛世,那“贞观之治”呢?


文 | 谌旭彬


很遗憾,所谓的“贞观之治”,也只是一个饿不死的“盛世”。


按唐代的户籍制度,民众有“课户”和“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所以,“贞观之治”能否算作“盛世”,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学术界已有很充分的研究。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说了。”①


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②


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当然,较之隋末乱世遍地饿殍,已经好了很多。


学者韩国磐通过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结论:


“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所谓‘开元盛世’尚且如此……”③


亦即:这种饿不死的日子,自“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台湾学者吴章铨的研究结论,也与上述三位基本相同: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④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只是一个饿不死的盛世。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⑤,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


“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盛世”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⑥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民生如此糟糕,在后世支撑起“贞观盛世”这个概念的,其实只有李世民那些虚心接受但从不执行的纳谏游戏。


比如,贞观四年,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也是百姓不喜欢的。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顺从他们的意愿。”回头他就下诏大兴土木,要营建东都洛阳,结果被大臣张玄素一番毫不留情地挤兑后,暂时放弃。


到了第二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不要修,他给戴胄升了官,然后将自己的洛阳宫修得极为奢华,如《资治通鉴》所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修筑九成宫等事情上。


李世民的纳谏,只是一种治术游戏。他逢谏必纳,还喜欢对进谏者大加赏赐,但他的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⑦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


他的这种理念,是对自商鞅、韩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继承。


商鞅的原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想要求学、经商;民众有多余的追求,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要让国家富有,就得让民众始终保持在贫困线上。


韩非子的原话是——“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会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民众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民众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所谓的“贞观之治”,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外儒(形式主义的纳谏)内法(将民众困在饥饿线上)”游戏。

(完)



①晏金铭,《唐贞观年间“课户”赋役负担考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②王士立,《对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的初步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③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魯番資料閱讀劄記之一》,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④(台)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第12页。

⑤以下凡史料原文,均取自《贞观政要》、《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不再一一赘注。

⑥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第887页。

⑦谌旭彬,《贞观盛世,与唐太宗的“表演秀”没什么关系》,短史记2018年2月7日。

⑧魏征,《十渐不克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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