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

本文来自IMI财经观察,作者:何平,原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会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货币银行理论、中日金融发展比较、比较金融制度,著有《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研究》


代万历九年(1581年)改革一条鞭法,白银正式成为中国主体货币,开启了白银中国时代。而在本世纪初,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为中心,白 银货币化与白银中国又成为探讨中国和西方世界先进和落后历史分岔的重要话题。中国白银货币地位形成的动因是什么,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又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不仅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重塑货币理论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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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白银成为价值尺度

十三世纪既是中国货币价值尺度的分水岭(此前以铜钱为 价值尺度),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真正互动、走向一体化的 转折点。

元代初年即以银纳税。从1230年起,华北地区将宋金时期以铜钱或纸币纳税的专卖税(酒、醋、盐为主)、商税改为以银纳税。到1239年,课税额提高到220万两。太宗即位前后起,蒙古帝国还实施了“包银”制,每户缴纳4~5两。这些银两,除了少部分留在华北地区充当驿站等费用之外,其余均上缴中央,用途是支付西亚出产商品的货款。

西亚地区自古以来以黄金和白银作为价值标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时期,建立了自身独特的货币制度:在旧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东部地区,用白银作为货币;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部地区,以黄金作为主要货币形式。东部的白银使用促进了银矿的开发和白银价格的波动,10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在蒙古帝国内部,除了宫廷用度和赏赐之外,对于西亚出产的马、宝石、绢织物等奢侈品具有强劲的需求。历代大汗力图利用从事东西贸易的西域商人来联结蒙古高原和伊斯兰商圈, 建立宫廷的商品供给渠道,西域商人则要求蒙古统治者用白银作为西亚商品的货款,这些白银来源于华北地区的征收。

实施以银纳税,也是金代末年白银在华北地区作为最普遍货币的事实所导致。元朝的税收和交易都是在金朝原有的货币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蒙古势力进入中原初始,贸易用丝料或者白银计价,科差征派也以此为准。由于白银不足和小额使用的不便,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实施全面的“中统钞”纸币制度。但是,元代自始至终是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的。在中统钞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忽必烈政权是以与铜钱并用为前提来发行中统钞的,其面额单位以铜钱的单位——贯、文来表示。而实际货币单位却继续使用锭、两、钱、分等白银重量单位,这与当时经济交易由于跨越国境统治提出的货币形式国际化直接相关。 

在蒙古帝国时期,华北地区用于标价的白银重量单位,首先 被从事东西贸易的维吾尔人接受,他们还在两、钱之外,制定了与锭、分等银的重量单位完全相同的维吾尔语的计算单位。于是,蒙古人也采用这种单位,进而影响到波斯人。所以,从货币单位上可以看出,在蒙古帝国时期,创造出了以中国的白银重量单位为出发点的等值的国际货币单位,这是跨国境的帝国内部商品交易和经济联系的需要。

从金朝末年到蒙古帝国,在白银发挥的各种功能之中,只有价值尺度功能在中统钞发行后继续存在。正是这个价值尺度的根本转换,为明清时期的货币结构调整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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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的货币化

从世界历史来看,白银于16世纪才真正在中国获得法定货币地位。这是明代中前期货币政策失败的条件下,由15世纪后中西经济交往,特别是私人海上贸易推动形成的货币选择的结果。

明代曾经尝试实行完全的纸币制度,并依次使用过三种货币:铜钱、纸币和白银。朱元璋在1361年占据应天府(今江苏省 南京市)后,设置宝源局铸造铜钱“大中通宝”,与历代钱币一起在市场上流通。洪武元年(1368年),明政府颁行“洪武通宝”,各行省也设有宝泉局和京师的宝源局一起铸钱。然而,由于铜钱铸造受到铜料不足的限制,且商贾习惯于元代纸钞,铜钱流通并不通畅。 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设置宝钞提举司。次年,朱元璋下诏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并规定钞1贯折合钱1000文或银1两,钞4贯折合金1两。明朝纸币是没有发行准备、数量限制和兑换机制的三无货币,因此缺乏价值稳定的制度安排。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在上奏,“宝钞本与铜钱兼使,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以后,宝钞就不通行了。

宝钞在发行中没有取得人们的信任并出现贬值,为人们所弃用;政府没有能力供给完好充足的铜钱,私铸盛行,质量恶化, 铜钱不适于作为价值尺度。正是在明代货币选择面临新的挑战时,白银的稳定性和全球一体化下的大量供给,使白银在货币地位的竞争中逐渐胜出。正统元年,政府下令在浙江、江西、湖 广、广东和广西各布政使司管辖范围内不通舟楫的地方,可以将米麦折算成白银缴纳,同时也放松了民间使用白银的禁令。白银的货币地位逐步确立。 

这个时期,西方国家与东方的商贸活动增加,这种国际化的活动与国际贵金属运动共同支持了明代货币形式的结构调整。白银正式获得货币地位,与西方白银的流入直接相关。1516年葡萄牙来华,1571年西班牙来华,1601年荷兰来华,开启了早期殖民者与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他们对生丝等中国商品有巨大的需 求,而无对等的商品实现平衡交换,只能依赖白银来填补贸易逆差。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正是适应中西贸易的不平衡状况 而为的。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 背后源于日本对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的巨大需求。美洲方面,西方探寻新航路过程中从寻求黄金到寻求白银的转换,也是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美洲白银在16世纪下半叶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最大需求国。世界两大银矿生产地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1540~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以75吨计算,从日本流入的白银约7500吨。美洲方面,1570~1644年,美国白银总共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

当然,中西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存在差异,套汇动机也驱使白银向中国一极流动。16世纪初,中国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是1∶6, 而欧洲是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据此,西方各国将套取黄金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策略,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明确规定贸易的一定比例是用白银购买中国黄金。

从货币形态的选择来说,明代中前期的私人海上贸易,以及葡萄牙、西班牙东来引发的中西贸易,均利用国际货币形态的白银来进行交易,助推了东南沿海的白银使用,进而使民间的价值基准向白银转化,最后迫使在江南率先推进的赋役改革向征收白银转化,不断强化白银作为基准货币的功能。如果说在嘉靖朝以 前,赋役折银是因袭元朝形成的习惯和弥补大明宝钞不设准备的制度缺陷,那么在1540年西方势力来到东方以后,白银便以其世界货币的职能推动了中国主导货币的转型。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活跃,进而中西贸易的开启,促成了具有国际货币性质的白银内化为中国的基准价值尺度。就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而言,可以认为中国主动参与了世界贸易的连接,因为中西贸易均非官方开展甚至有些贸易是被政府禁止的;但对于民间自发选择推动白银成为官方法定货币而言,政府则是被动适应的。

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不是取代铜钱在基层社会和民间交易中的使用,而是以基准货币的地位重构中国的复合货币结构,使中国的货币体系从此前的以铜钱为价值尺度的多重结构,转化为以白银为基准价值尺度的多重结构(在官方规定里,即明清时代的银钱双重结构)。白银货币的确立,不单决定于国内传统经济规模的大小,更决定于经济社会所处的全球一体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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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金属货币性质的局限给

中国货币制度带来的伤害

白银在中国货币地位的最终确立,不管是经历了民间自发选择(白银货币化),还是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官方安排(货币白银化),都脱离不了13世纪以后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转 折。在这种新形势下,不管是元朝的主动,还是明代的被动,终究使得便于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白银在中国确立了稳定的货 币地位。但是,这种依赖于自然属性和外部供给的白银货币,在明清社会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白银因数量上的有限性,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于增加货币的需求。在同时代的西方,与金银货币使用相伴随的,是现代信用货币纸币制度的创立,这就要求建立以法律和监管规则为中心的货币管理制度。在明清的封建专制时代,社会经济制度并 没有发生根本变革以使白银发展为信用货币建立的“锚”,而是作为流通货币的主体部分。货币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就成为必然,经常表现为白银短缺造成的经济萧条。

第二,白银的外部供给,使得明清政府失去了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权,从而导致在对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才在货币形式上摆脱西方的控制。

所以,白银货币在中国法定货币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全球化时代。但就明清中国这一极而言,仍然是以封建小农社会和专制集权国家的属性存在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并未实现近代化转型,没有与西方同等地获取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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