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的遗憾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





文|荆欣雨

编辑|刘斌 




纠结


香港殡仪馆外,人人黑衣肃穆。从下午3时开始,专门负责的花店忙碌一周制作出的160多个花圈排满了整条街道,灵堂入口处是大朵盛开的荷兰牡丹,里面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


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赫然在目。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好友蔡澜在日本纸上亲笔写就的一览众生


11月12日的傍晚闷热,查良镛的告别仪式遵从了他的遗愿,只邀请亲友出席,不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设置致辞悼念环节,一切从简。


但规模浩大的名流都来悼念金庸——查良镛的几个身份之一。马云来了,第二天出殡又来了一次,并送上了一人江湖,江湖一人的对子,两任杨过的扮演者刘德华和黄晓明也来了。来客覆盖了两岸三地,遍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娱乐和政治圈。


五湖四海的读者也来到位于新界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悼念金庸。他们在排队时谈论《天龙八部》中的武林恩怨,转角处随时可以与壁画上的令狐冲、袁承志和张翠山打个照面。馆内花费数年搜集来的陈设是金庸武侠世界的完整呈现,15部武侠小说和由此衍生的无数译本、影视剧、漫画和周边产品。出口处的墙上粘贴着来访者的留言,有一张纸上写着,先生:天下無人不識君。


查良镛于10月30日去世。大众悼念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报人、时评者和政治家。同事和好友则称他为查先生。也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转换的查先生的矛盾与纠结。


葬礼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查良镛的生前好友、60岁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坐在海逸君绰酒店的咖啡厅里感慨,其实,我不觉得他这辈子非常地开心。




生病 


1995年3月21日早上,香港下了暴雨。


刚辞去《明报月刊》主编的潘耀明心烦意乱地开着车,乌黑的天空压下来,令人喘不过气。前一天晚上,他接到查良镛太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做个心脏搭桥手术。


潘耀明在养和医院的走廊里焦急地等待了8个小时。手术不太成功,淤血进入脑部,查良镛甚至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讲不出话来,对他打击蛮大的。后来他们通过找的三个香港最有名的脑科专家会诊,清理了,元气大伤。潘耀明回忆。


他担心,查良镛此前的一系列计划无法再实施了。这一年,查良镛71岁,全部武侠小说的修订已完成20年之久,他没有再写的意愿;《明报》卖出去了,全部职务都辞掉了,尽管接班人不那么尽如人意。他该向前看,做些一直以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查良镛早就有了打算,意外进手术室半年前,他让秘书一周给潘耀明打两次电话,叫他来位于香港北角的办公室聊天。伴着威士忌和窗外港口的海风,他构建了蓝图:创办一本历史文化杂志,从创刊号开始独家连载他即将创作的历史小说,再找些对历史有研究的名家来写专栏;他名下的明河出版集团也希望可以出版一些金庸著作之外的书目。


查良镛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的工作赏识,又知道对方在纽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就邀请他来做总编辑和总经理。


两个人都很兴奋。潘耀明愿意继续追随查良镛,不止是因为一签五年的合同和更加优厚的待遇,还因为他相信查良镛的创作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明清史和隋唐史都了解颇多。你看他的小说很有历史感,《书剑恩仇录》是历史的大架构,就在清朝嘛,《鹿鼎记》也是。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继承明清文风,可读性很高。


好友陶杰也肯定了查良镛一直以来对于历史的兴趣。那个化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总试图夹带点私货:《碧血剑》最后附上袁崇焕的评传;对蒙古史感兴趣,《射雕英雄传》的附录一并考证了成吉思汗家族;《鹿鼎记》一开始是想写成历史小说的,只不过后来走样了


查良镛还曾拜访过《张居正》的作者、湖北作家熊召政,双方谈了很多对明史的看法。他去世后,潘耀明从倪匡口中得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就有过写历史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想写黑旗军——清末的一支地方武装军。潘耀明才领悟,写历史小说不是当年突然的兴致,而是本身人生的一个愿望


23年前的那个4月1日,按照早先的计划,潘耀明带着秘书入职了,即便此时查良镛的手术已过去10天。令他没想到的是,查良镛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来时的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办公室不再天天去了,一周只能去个一两次,历史小说,很难有精力再写了。


因为(写)历史小说要找很多资料,不是武侠小说嘛,天马行空。写历史小说,你要做很多研究,甚至还要(实地)考究,需要大量的精力来还原历史,他写不出来。潘耀明认为这是查良镛晚年的一大遗憾。


办杂志的事,也就意兴阑珊了,仿佛文人间的默契,查良镛再没提过。在潘耀明看来,这是因为查良镛的个性很强,一张嘴,一支笔都十分谨慎,总是经过计算才肯表达观点。晚年整理社评,耐心好得很,不到一切置办完美绝不出版。就连在家里与友人玩梭哈(一种扑克游戏),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下注。他做不到的事情,便从此不会再提。


新工作迅速变成了闲职,没什么事情做,潘耀明就帮查良镛回复些读者来信,整理文件,熬着,他形容,那个局面非常尴尬,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年后,他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回到了《明报月刊》。




心结


身体恢复了几年后,有一天,查良镛向一位好友请教,内地有大学邀请他去教授历史,该不该去?这位好友劝他,何不去教中文写作或新闻传播,中国历史很多人都懂得,你毕竟是个写小说出身的。


他听了没说话。1999年,查良镛进入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查良镛对做学者的执念,或许与他的武侠小说屡遭批评有关。胡适曾在1959年台北一次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说,现在有许多报刊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查良镛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后一生未提过胡适。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侠品格低下,并抨击其做人伪善。王朔则说过金庸小说十分媚俗,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情节重复,行文啰嗦。


所有批评过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不入流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他有着民国文人的那种隐忍,从不反驳,但在他心里会记着,君子报仇,几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于此,浙江大学的邀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过了千禧年,身为浙大博导的他,开始频繁向媒体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项工程浩大的计划:用白话文和小说体写一部《中国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采访中随处可见,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查良镛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查良镛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查良镛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查良镛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查良镛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金庸剑桥留学 



报人


查良镛晚年的另一个遗憾,是由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在他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明报集团员工张绍元说,《明报》后来在香港的立场,是他所痛恨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查良镛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财富积累主要靠办报纸,而不是收武侠小说版税。


1959年,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伙创办《明报》,加上后来《明报晚报》总编潘粤生做助手。为了在香港激烈的报业市场中生存下去,查良镛起早贪黑,不断创作武侠小说在副刊上连载以吸引眼球,又以不同化名发表社论时评,才支撑报社勉强生存。1962年,大批内地难民涌进香港,《明报》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报道媒体,因此获得了一大批读者。《明报》逐步以知识分子作为目标读者进行改版,1963年达到了日均销量5万份,彻底脱离了早期的财政困境。


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时评,多为对内地和国际局势的观察,寄托了查良镛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倾向。他有民族主义情怀,但不狂热,又重视少数民族,总希望可以在政治中找到一个平衡。对此,常有香港左派攻击他为墙头草,还曾一度到《明报》办公室放火,逼得他去新加坡避难了一阵。


1996年,《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和几位同事去查良镛家里做采访,谈香港即将回归的种种事宜。那一天,查良镛很坚定地认为北京不会搞垮香港,也不会做任何伤害香港的事。前香港媒体人张宝华也记得与查良镛讨论过香港问题,今天看来,他当时对香港的很多看法都很有远见。


查良镛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常跟下属说,不要拼命,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办报纸要学会天气冷了多加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就脱掉,原则不能变,但表达的方式可以变


那些曾追随过他的员工们喜欢忆起他在《明报》时的往事。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写一份聘书给我。潘耀明在还未辞去三联书店职务的情况下就接下这份聘书;查良镛不善言辞,在电梯里遇见人都羞于打招呼,对待下属,他总希望下属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来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设问题实在严重到不行了,他便会递一张纸条:某某兄,这个可否考虑这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无法适应他的指导方式。他不喜欢人家写文章用成语,常讲用你自己的方式,浅白,不要故弄玄虚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传媒业颓势已现,查良镛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找一个理想的接班人,便将明报集团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套现了10亿,辞去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他希望继续参与公司决策,在明报大楼仍保有办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辞去了名誉主席,彻底切断了与明报的联系。


后来(明报)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经控制不了了。几乎可以说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辞掉了,那么对他心理上打击也是蛮大的。潘耀明回忆。离开了查良镛的《明报》,从文字的水平、评论的角度,到新闻的采编水平,都变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陶杰指出,明报是个品牌,就像星巴克、迪士尼,这其中的秘方只有查良镛会调。更重要的是,《明报》作为查良镛政治观点的输出平台,如今与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这令他感到失望。


大概10年前,张晓卿(明报现董事长)提到把明报交回给查良镛来主导,查良镛提出了一些严苛的条件,双方没有谈妥。一位前下属认为张晓卿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查良镛懂得用人,会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够妥协,而不出卖一些原则


他成就是不得了,凭一只笔写出了一个武侠王国,而且还成就了一张报纸。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干好一件事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干成了两件,而且都留下很深远的影响。武侠小说是他一个人能够控制的,明报非得要几百人来工作不可,所以那个保不了。陶杰说。


双驾马车,最后只有一驾马车,一匹马活着,另外一个没了。这是命,就像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剩了一个。我估计他后来也算了,得相信命运吧。陶杰说。


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查良镛从来不看《明报》。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放下


查良镛去世一周前,陶杰到医院去探望他。人过九十,查良镛想念家乡,喜欢与几个朋友讲上海话,陶杰当时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今天是几月几日,中美领导人最近的动向,贸易战的最新形势。丧失语言能力一年多,但听到这些,查良镛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关心的,嘴巴说不了,所以很惨。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到最后说不了话。


陶杰感到很难过。近几年,查良镛的第三任夫人林乐怡挡掉了大部分访客,朋友圈仅限于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和张敏仪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时聊京剧,有时讲上海话,聊《大公报》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查良镛不喜欢吃小馄饨,认为那是给以前大户人家的下人吃的。


他仍喜欢看书,即使住院时也会看着书入睡。去电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欢,也希望李安能来拍他的武侠。可惜,李安少年时代的台湾,金庸小说仍是禁书,等到他拍过《卧虎藏龙》,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侠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缘无份,失之交臂。陶杰说。


最常谈论的,还是时政。查良镛一直关心中国在发生什么,一年多前,他还叫友人带来政论的杂志。年轻时,他也有过从政的愿望,也曾在1950年北上,试图到外交部谋一份差事,但碰了壁,被乔冠华指出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香港式的思想行为,恐怕入党都很困难。


从政失败,他回到香港,友人总结他真正的政治观点,露在水面上的只不过一成,水底下的有九成。可以明确知晓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世界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甚至令他感到失望至极。


终其一生,查良镛的本质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热爱自由的同时也一定要生存,因为不生存就没法谈自由。于是他学会了跟现实妥协,以极大的纯真对现实抱有期待。


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可人死已不能复生。他非常有钱,也很有地位,尽管拥有了这些,他骨子里仍是个士大夫,爱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庙堂。他的痛苦就在这儿……他觉得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又想不出来(别的)。陶杰说。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轻时会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写进小说中:现实世界中,办报纸被香港左派围攻的孤独和愤慨演变成《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被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和《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契丹汉人两面不是。


一位友人说: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说中毒,每个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个韦小宝来,有时他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确定,内心很多徘徊,挣扎。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在朋友们的描述里,他很纠结,一会儿是他放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会儿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实说看破了,寻不到答案时,就信佛啊


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曾亏本办过一本佛教刊物《内明》,没什么人看,也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晚年也与星云大师有过会面。他倒不是真的皈依佛门,一生都喜欢漂亮的姑娘,他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试图看破,才会向佛祖寻求一个答案。


与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时分结束,他不断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梦去世了,没敢跟查先生讲,怕他会伤感,李敖去世了,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了)应该挺开心,陶杰笑了。


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能把他神化,但是他在那儿,他就是民国堡垒留下最后的那一垒。陶杰说,他那种修养,跟人说话的那种形态,都是现在看不到的……现在你问我……你知道吗,没意思。 


在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查良镛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宁去世,但没能如愿,他也想过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来那里的房产被卖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宝莲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个过程要花8个小时。蔡澜在给亦舒的信中写道,燃烧时发出浓烟,我们各得檀香木一块,排队走过火葬炉,把檀木扔进洞中。张敏仪因眼疾,要不断滴眼药水,这次也不顾烟熏痛楚,将整个礼仪行完。


查良镛的骨灰被夫人带回了家中。生前的种种遗憾,也随着他一同离去了。

 


 热门阅读 

(点击图片即可阅读)







没看够?

长按二维码关注《人物》微信公号

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


    收藏此文 赞一个 ( ) 打赏本站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去看啥本文地址 » /lishi/44427.html

    评论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更多阅读

    宋徽宗人物、花鸟画欣赏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5日),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

    知识 | 3分钟读懂世界史,帮你涨涨涨涨涨知识!

    长久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单纯看作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然而,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远超贸易通道,事实上,丝绸之路塑造了人类的过去,也

    吴宗锡:吴侬软语里的深情

    吴宗锡是老一派的饱学之士,以高雅的品位规范评弹这门源远流长的市井艺术,功德无量。吴宗锡,1925年3月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他曾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达34年之久,如果从1949年接受

    祝勇:乾隆与群众 | 新刊 · 故宫谈艺录

    作者简介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原籍山东东明。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点击下方链接参与有奖评刊评刊赢福利 |《当代》文学拉力赛2019年第一站 乾隆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