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雷、排雷到底有多难?今天跟你聊聊地雷那些事儿

说说地雷那些事儿


■谢啸天 张南 周文昊 钱宗阳


△2018年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已扫雷场移交仪式上,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在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西侧坝子雷场手拉着手徒步验收已扫雷场。彭希 摄



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规模扫雷已扫雷场交接仪式在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举行。在坡陡谷深的滇南山地,扫雷官兵们手拉手走过昔日的雷场,用双脚和自信告诉当地群众:从此这里安全了。


战时,地雷是防御的利器;和平时期,它则常会令人闻之色变。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至今依然有1.1亿枚地雷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战结束至今,有超过100万人因地雷而失去宝贵的生命,因此而受伤的人更是不可胜数。“最难清除的战争痕迹不是倒塌的楼房和毁坏的桥梁,而是地雷。”听着军事专家的话,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小小的地雷能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世界范围内的扫雷行动进行了几十年,为什么仍未能彻底清除雷患?在探雷手段如此发达、排雷装备如此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仍需扫雷官兵亲上雷场直面危险?


△ 制图:王子荣


地雷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在世界战争史上,总有一小部分武器装备生来就一直是“战场宠儿”。虽然被称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但地雷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备受各国重视。


早在12世纪,南宋军队就曾使用过地雷,这是关于地雷使用的最早记录。到明朝初年,明军开始使用装有机械发火装置的地雷。这个时期的地雷,初具传统地雷的雏形。


地雷起源于中国。但是,让地雷制式化并以全新形态走上战场的却是美国人。在1862年的约克镇战役中,加布里埃尔·雷恩斯从简单爆炸陷阱中获得灵感,研发出了绊发和压发地雷。


敌人触碰到细如发丝的绊线,或是踩踏到引信上的覆土,立即就会引发地雷爆炸。危险就在身边却不知道它在哪儿。地雷在造成大量伤亡的同时,也给敌人带来了恐慌。


借此,加布里埃尔·雷恩斯一方成功地抵御了数倍于己方的敌人。绊发雷和压发雷也由此成为各国设计地雷的主要“蓝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雷技术得到较快发展。梅西纳岭下的英军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雷,总装药量超过400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锋芒已经初现的地雷,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制造成本低廉、技术门槛低,反步兵地雷被广泛使用。德国研发的S型反步兵地雷开始由地下爆炸向地上爆炸转变,被称为“弹跳贝蒂”。顾名思义,当其被触发时会弹入空中,在距地1米高的地方爆炸,向各个方向激射弹片,杀伤效果成倍增加。


与此同时,地雷在我国抗日战场上大显神威。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抗日军民还用石头、陶罐做成“土地雷”,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埋雷用雷方法,有效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这一时期,反坦克地雷得以快速发展。据统计,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共埋下3亿多枚反坦克地雷。美军算过这样一笔账,每布设1万枚反坦克地雷,就有毁伤4200辆坦克的潜在能力。1万枚反坦克地雷的造价,仅相当于400多枚“米兰”反坦克导弹的价格。而400多枚反坦克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具备毁伤4200辆坦克的能力。这样一算,使用反坦克地雷可谓经济划算。


最早出现的反坦克地雷,主要用于攻击坦克履带。地雷受压后会引爆雷体,炸断坦克履带。这种地雷虽能迟滞坦克行进却不能伤及根本。为取得更好的毁伤效果,针对坦克较为薄弱的底部装甲,上世纪60年代末,一种既能炸“脚”又能破“肚”的全宽度反坦克地雷问世。这型地雷采用电磁、声、振动、红外等复合引信技术,只要坦克在一定宽度内通过,不论是否压上地雷,都会起爆炸毁坦克。


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地雷日益走向智能化。由智能化地雷组成的信息化雷场具备通信与组网、跟踪与定位等技术,具有自动寻的甚至敌我识别功能。它们不仅是“陆战之王”的天敌,还是“空中坦克”直升机的克星。美国的AHM反直升机地雷可以防御半径400米、高度200米以下的空域。可以肯定,未来战场上地雷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资料图


探雷

手段越来越先进


地雷的广泛使用,倒逼着探雷技术与装备不断发展。反步兵地雷出现后,扫雷工兵随之走上战场,他们手中的武器被称作探雷针。


探雷针形似钢钎,以插入覆盖物中接触雷体的方式探测地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士兵遭地雷杀伤,但因其探测速度慢,不能满足快速清除雷区、开辟通路的作战要求,军方亟需一种可以迅速探明地雷位置的单兵探雷装备。


1934年,苏联军事工程师库德莫夫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部手持式单兵电子探雷器——IMP-1型探雷器。前不久,这型探雷器的升级版还出现在叙利亚战场上,颇有点老当益壮的味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应对金属探测器,苏联在二战初期曾使用过大量木质地雷,即用木材作为地雷外壳,被工兵称为“隐藏地雷”。抗战时期我方军民使用的石雷同样让日军的金属探雷器失去了功用。


二战后,世界各国开始大量采用塑料雷壳和非金属构件制造地雷,这就使传统单兵金属探雷器没了用武之地。


为解决非金属地雷的探测问题,世界各国开始探索新的探雷技术和方法。


利用物质介电常数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美军研制出非金属高频探雷器。但是,这型探雷器并不是只对地雷“情有独钟”,它很容易受土壤中的树根、石块等影响产生虚警信号。后来,基于脉冲雷达、红外成像、声震、核四极矩共振、中子等技术的非金属探雷器陆续出现,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美国的HSTAMIDS手持支架式地雷探测系统,可在距离目标物3米处进行探测,准确报知地雷的位置信息。


手持式探雷器操作简便,但探雷速度慢。鉴于此,车载和机载探雷器应运而生。奥地利的希伯尔CAMCOPTER无人机载探测系统由机载平台、任务控制单元和音频传感器控制单元组成,是执行雷场探测任务的一款利器。


值得一提的是,生物探雷也是非金属探雷技术的一种。在一些国家,探雷犬已经被编入工兵部队。联合国编写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中专门加入了“探雷犬作业程序”以及“探雷犬使用指南”等相关章节。


与探雷犬相比,探雷鼠体重轻,误踩地雷也不会“阵亡”。环境适应性强,在环境恶劣的雷区它们依然能“安心”工作。嗅觉灵敏,经过训练它们对炸药的识别率可达100%。这,为人类高效探测地雷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资料图


排雷

彻底清除不容易


战时扫雷的目的是为了开辟安全通路。这种情况下,引爆或诱爆地雷是最常用的手段。为减少扫雷人员伤亡,一战末期,英国曾在坦克上加装滚压式扫雷器。二战期间,以坦克为平台的多种扫雷器相继出现,如“蝎”型打击式扫雷器、挖掘和爆破扫雷器等。这些扫雷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结构笨重而作用有限。


随着固体燃料火箭技术的发展,之后,英、美、苏等国研制出了火箭扫雷车和火箭爆破器,可一次性开辟数百米长的通路,扫雷效率显著提高。


俄罗斯“天王星-6”扫雷车在车臣和叙利亚扫雷时,曾在10天内清除了4万平方米范围内的爆炸物,在测试中其爆炸物清除率不低于95%。


在无人装备日趋增多的今天,扫雷战场也开始出现机器人的身影。俄军工兵在叙利亚战场上使用的“圣甲虫”球状排雷机器人,身材小巧,直径仅为9厘米,内置锂电池可供其连续工作1小时。


既然有了扫雷机械和扫雷机器人,为什么还需要人工排雷?因为,机械化扫雷装备在战技术性能上都会注明扫雷率,没有任何扫雷设备的扫雷率能达到100%。而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愿意踏进哪怕只剩一颗地雷的区域。目前,能做到扫雷率100%的方式,只有人工排雷。


但排雷的确存在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因素。


地雷类型杂。战时的雷区往往处于敌我对峙区。在一定的区域内,往往是你方埋设我方也埋设,多种类型的地雷和多种遗留的弹药并存。这种难明布雷规律与所布雷类型的情形,势必会给后期雷场的清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时间跨度大。一些雷场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受植被生长、雨水冲刷、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裹挟等自然因素影响,地雷的埋设位置和性能都发生了改变。这就需要扫雷官兵对雷区每一寸土地都进行踏勘。


地形很复杂。一些雷场尤其是边境雷场地处山地,乱石嶙峋、沟壑纵横、树木丛生,且不说大型扫雷机械,有些地段连小型扫雷机器人也难以展开作业。加上草根、树根的穿插与勾连,就使“年老易怒”的地雷很可能一碰就炸。


诡雷难判定。地雷型号与性能有限,但埋设方法不胜枚举。多种地雷的排列与组合,使各种各样的诡雷层出不穷。经过多年风吹雨打,一些诡雷的诱发方式会更加扑朔迷离。这些,都需要排雷人员付出百倍细心与努力,全力应对。


探雷难,排雷更难,彻底清除雷患则是难上加难。虑及于此,有关国际地雷公约对地雷及其使用作了限制。有不少国家在研制新型地雷的同时,更多地赋予其自毁、自失效、自失能机制。还有的国家,正在研究更加先进的无人扫雷设备。


但是,归根结底,建设强大国防、维护世界和平才是杜绝雷患的最好方式。


本文刊于2018年12月7日《解放军报》

“兵器大观”版




△杜富国(右四)和战友手拉手,踏过中越边境一块清排完毕的雷场。杨萌 摄


总得有人去“蹚雷”

■邓佑标


为人民扫除雷患,为战友血染雷场。连日来,云南扫雷大队中士杜富国一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大家对他的情况非常关心。他的英雄壮举,引发了无数青年网民对“使命与生命”的思考:年仅27岁,失去双眼和双手,这么沉重的代价是否值得?


杜富国扫雷的地方位于南疆边境。那里的山林适合种植茶叶、草果,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 亩在雷区,难以计数的爆炸物静静潜伏在地下。那里有一个村子,“87个村民被炸剩78条腿”。要排除乡亲脚下的雷患,就要承担加于己身的安全风险,扫雷兵毅然选择了还乡亲一片安全的土地,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我们该干的事、应尽的责。”几次大面积扫雷行动中,像杜富国这样致伤致残的官兵不少,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资料图


和平年代,在不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情况下,一个群体可以前赴后继地直面危险、解除危险,这就是军人。申亮亮、杨树朋、欧阳文健、徐如燕、张超……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异国他乡的维和战场、抢险救灾的拼搏现场、实战化训练的演兵场以及鲜为人知的工作岗位。军人的牺牲有些不同,正如有人所说:“一方面,那是些正值青春的健康身躯;另一方面,所有的‘意外’,其实早已蕴含于他们的职业之中。”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表的美与丑、财富的多与寡、年龄的大与小,而在于身负何等使命,又如何面对困难、传播希望、开创未来。每一名军人的生命,军队都无比珍视。只不过,在军人眼里,使命重于泰山。“杜富国们”的奉献和牺牲,总会激励后人,点燃更多的精神火炬。生命的价值,就在这里升华;生命的高度,就在这里展现。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普遍有了成本意识,这是经济头脑日渐成熟的表征。然而,这种意识一旦向道德层面延伸,人就会被“利己”俘获:看轻集体的、看重个人的,乐见别人奉献、不愿自己付出,遇事拈轻怕重、见利奋不顾身。殊不知,献身使命从来都是时代前行的车轮。拥有笃定的理想、承担充实的责任、享受助人的快乐,这样的生命才会厚实,这样的事业才更有价值。


强国强军既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使命,也是压在每个人肩头的担子。在这个征途上,总要有人忍受“寂寞”,总得有人去扛“炸药包”,也总需有人勇接“烫手山芋”。这个时候,需要人人像杜富国那样,敢于喊出“让我来”。伟大事业需要磅礴的伟力。没有一块又一块的砖头,万丈高楼何以建成?孙中山先生说过:“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我们当有这样的认识和豪气。


现在,扫雷英雄杜富国的正能量仍在持续传递。不难看出,尽管这是一个价值取向多元、思想观念开放的时代,但崇尚英雄、尽好职责的主流价值没有改变。像“杜富国们”那样,“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们的灵魂才能更充盈,我们的人生,也才会更有意义。


本文刊于2018年12月7日《中国国防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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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军报记者

主编|张葳    编辑|王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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